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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训机构为何成为“公害”?真正问题在学校教育
时间:2018-04-11 01:14 来源:未知

资料图:小学生们正在课堂内认真听讲。中新社记者 王刚 摄 资料图:小学生们正在课堂内认真听讲。中新社记者 王刚 摄

  原标题:治理减负难,对焦学校教育“刮骨疗伤”

 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,“中小学生减负”“课后三点半”等问题成为教育领域的热点话题。这些都是长期被诟病的“老问题”,多年来反复治理却始终存在。

 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,解决这些问题已经不能是“头痛医头”的末端治理,而需要从源头上综合治理,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教育生态,将家长、学生从种种纠结中解放出来,重新树立对教育功能的价值认同。

  对话嘉宾:

  杨东平(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、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)

  赵琬微(半月谈文化教育领域资深记者)

  1

  培训机构成“公害”,真正的问题出在学校教育

  赵琬微:

  前些日子,教育部等四部门发文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,目前已初见成效。

  但由于“减负”问题存在多年,学生负担过重成因复杂,专项治理“一阵风”的长期效果还是让人不敢放心。对这些校外培训机构,您怎么看?

  杨东平:

  这一轮的教育治理首先从课外培训开始,因为课外培训问题非常突出,绑架了学校教育,成为社会的“公害”。

  大家首先看到的是培训机构对学生负担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。不过稍微深入思考,就会发现,这仅仅是“病灶”而已。

  培训机构被称作“影子教育”,因为它与课堂教学如影随形。真正的问题出在学校教育,正是应试教育的指挥棒催生了繁盛的培训机构。

  为什么家长要花钱去辅导,为什么多年“减负”治理越减越重?21世纪教育研究院“减负”课题组调研发现,在上海、北京、成都、杭州等城市,课外补习已经演变成一场没有尽头的竞赛。

  为什么“大吃大喝”管得住,一个培训却管不住?很简单,地方教育部门的整个评价体系都是应试导向,这才是问题根源。

  其次才是教育机构的逐利,家长的无理性等。这一轮对课外培训机构的治理,从去年开始,上海、成都开始试点,要求对义务教育负有管理责任的地方政府改善治理方式。

  可以说,应试教育这么多年,我们“小升初”激烈的程度,完全违背了义务教育的宗旨,对教育生态造成很大的破坏。

  这种不健康的生态是由公办学校、培训机构、民办学校、家长、地方政府等不同的利益主体共同催生的。

  2

  70%的学业负担来自校内

  赵琬微:

  我理解的教育“生态失衡”是多数人违规,造成明规则失效、潜规则横行,甚至本末倒置。

  有人形象地比喻为“剧场效应”或者“破窗效应”,因为前排起立的人太多了,所以其他人也被迫跟着站起来,迫于无奈。

  杨东平:

  每个剧场都有保安,政府就是公共利益的守夜人。政府不能放弃这个责任,需要深入细致地做工作。

  首先,要承认学校之间有差距,“择校”热宜疏不宜堵。比如,北京和上海经过义务教育均衡验收,总体上还是不错的,但是在一个学区里,只要有一所比较差,家长还是会择校,所以如果有薄弱校,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定点解决问题。

  第二,对培训机构恶劣的做法要坚决打击。中国培训机构完全把教育作为生意来经营,其状况比亚洲其他国家要恶劣许多。

  比如对2岁孩子进行奥数教育,幼小衔接班宣传一个暑假就可以让学前儿童达到小学三年级水平,等等。一些培训机构总是搞这种东西,不断地突破底线,不择手段地谋利。

  这种恶劣的做法不要说什么遵循教育规律,连良心都没有了。这些培训机构的背后,是某些上市公司在资本的推动下有极强的趋利动机。

  从世界各国看,对培训机构的管理整顿都是非常严格的。比如韩国对培训机构的收费标准进行详细规定和限制,规定“一对一”1小时最多不能超过多少钱。

  我们现在刚刚开始比较细的管理,上海、成都的管理措施对培训时间有了要求,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方面的管理需要细化、提升。

  赵琬微:

  课外培训增加学校压力,绑架了学校教育,许多老师也很无奈。有的老师说,因为许多孩子超前学习,自己不得不重新备课或者分层教学,加大了工作量。

  杨东平:

  公办学校校长讲得最多的是“我们减负,家长加负担”。可是,学校是不是完全无辜的?大量的事实证明并不是这样。我们调查发现,70%的学业负担来自校内。

  还有一个重要情况,我们发现很多公办学校教师进行有偿补课,数据是惊人的。

  调查显示,公司、机构举办的辅导班只占学生所上辅导班的20%左右,而公办学校老师小范围的办班大量存在。他们并不是去培训机构兼职,而是自己在家里补课。

  这个情况比我们想象的严重,恶化了师生关系。一些老师在外面补课工作量很大,课堂上敷衍了事,吸引学生参加补课。

  政府反复强调不能有偿补课,但是实际监管往往是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。你听说过有学校因为私下补课而开除老师的吗?

  因此,整个教育生态应该下大力气去治理,不仅仅只是培训机构、教学方法的问题。

  要坚持义务教育的价值,政府依法行政、依法办学,才能正本清源,重新引导价值的认同,真正攻克学业负担这一顽症。

  3

  “源头”还在学校

  赵琬微:

  我一位中年朋友听说“华罗庚杯”停赛,感慨“华罗庚杯”曾是他爱上数学的桥梁,已经有30多年历史了。

  听说最近在新一轮治理课外培训机构的举措中停赛了,他百感交集,不知道这些年都发生了什么。

  杨东平:

  “华罗庚杯”从鼓励孩子学习的初衷,变成“令人痛恨”的学业负担,是有一个转折点的,这个转折点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整个教育生态改变的标志。

  这个时间点是1998年,当时北京一所高校附中举行小学奥数比赛。

  此前奥数是一个面向少数儿童的学科竞赛,这个学校办班则是从全北京小学生中筛选,通过一轮轮筛选的学生,可以进入该校初中。这个名校就是通过这个班,获得了“第一桶金”。

  当时推行义务教育法,各个学校都不能通过筛选招生了,只有这个学校还在大范围地筛选学生。

  所以,这个学校的升学率奇迹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了。随后,多所中学都开始办比赛招生,逐渐蔓延到其他学校。长达20年左右的残酷竞争蔓延开来。

  这些年,关于各种竞赛都反反复复地禁止,但是很难真正地杜绝。

  赵琬微:

  禁而不止,这也说明了教育部门的局限性,可以说,中国的教育问题并不是教育部门能一力承担的。

  这次四部门联手,对于破解以往治理机制上的弊端有一定突破作用,比如工商等部门可以更好地管住培训机构,和学校联手治理了。

  杨东平:

  不是这样简单的。四个部门联手,也只能管培训机构。

  我们应该看到,一方面资本在教育领域快速聚集,推波助澜;另一方面,校外培训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,这其中有名校利益在作祟。

  其实,教育部门如果动真格,敢于“刮骨疗伤”,排除一些利益干扰,进而查处一批学校,哪怕只有它一个部门管理,也可以管得好的。

  其实,整个教育生态的“源头治理”,源头还是在学校。要扭转公办学校的价值观,不能明面上不择校,实际上偷偷摸摸选拔学生。

  只要严守明规则,枪打出头鸟,就不会出现“管不住”的情况。

  4

  课外培训加剧教育不公

  赵琬微:

  我觉得,学校也受应试教育大环境的影响,即便管住学校,似乎也拦不住家长那一颗颗“不能输在起跑线上”的心。

  “减负”不能真正推进的原因,恐怕还是高考这根指挥棒。

  虽然高考改革在推进,但是“一考定终身”始终没有改变。对于一个家庭来说,如果自家孩子搞素质教育,而其他人没有改变,那未来自家孩子肯定会吃亏。

  杨东平:

  我不认为高考改革是导致义务教育择校热的原因,因为高考指挥棒指导高中生,而不是说高考的压力直接传导到初中生和小学生。要就事论事,不要一概而论。

  “小学、小升初、中考”这三段是义务教育阶段,高考是一个竞争性的教育阶段。同为儒家文化圈,在日本、韩国,高考竞争是非常激烈的,但中小学的素质教育还是有保障的。

  回想一下,我们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,小学生没有择校竞争。即便当时也有激烈的高考,但高考压力不会直接传导到小学。

  如今很多小学生睡眠都无法保障,太可怜了。到了高中阶段逐渐走向成年,心智成熟才可以迎接更多挑战。所以,高考改革是一个具体而专门的问题,与中小学生减负不能直接挂上钩。

  赵琬微:

  有舆论提出“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”等观点,认为减负等同于学校在推卸教育责任,让孩子更轻松,相当于剥夺了“穷人”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。这种观点虽然偏激,但似乎也有一定的生存土壤。

  杨东平:

  这种论调是颠倒黑白,是部分人对于减负的误解。实际上,正是因为课外培训的存在加剧了教育不公。

  培训机构通过“制造焦虑”的捆绑销售和饥饿营销,让教育成为一种商品。同时制造出“拼爹拼妈,我们只能拼孩子”这种煽风点火的口号。

  一些培训机构围绕择校需求制造恐惧,不断升级。从“起跑线上的竞争”,现在变成了“阶级斗争”,他们还宣称“上升通道”都关闭了。

  这类文章许多都是培训机构的软文,把学业竞争夸张到无以复加的程度,让很多家长非常恐慌。

  这让我也注意到教育生态治理中的一个新问题——在市场化和自媒体的时代,政府和学界理性的声音越来越难以引起注意,而耸人听闻、似是而非的话最容易传播。

  自古谣言猛于虎,总是套路得人心,政府和新闻媒体有责任加强教育领域的理性报道,改善舆论环境,以正视听。

  赵琬微:

  除了“堵”课外培训和择校冲动,一些国家也有面向弱势学生、后进学生的“补救教育”。

  如美国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“开端计划”和“每一个学生成功法”等,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些经验,利用公共财政向贫困等弱势家庭倾斜,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课外教育指导。

  杨东平:

  目前我们国家没有相关的政策,这是可以考虑改善的。我们现在很多政策都是“一刀切”,比如应对择校热,就简单地把择校需求压制住。

  其实应该是在最关键的环节发力,即通过公办学校的均衡消除择校冲动。

  我记得以前鼓励民办学校发展,有一句话是“公办不择校,择校找民办”。

  现在看,民办学校办起来了,但是一些公办学校水平下降。上海2016年中考成绩排名,前10名均为民办学校。

  公办和民办基础教育质量产生分野,把所谓的“阶级分层”强化了,这个已经背离了基础教育的价值,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。

  如何改善公办学校品质,处理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关系成为一个新课题。

  5

  源头治理就是要维护义务教育的秩序

  赵琬微:

  在我国双职工比例很高的情况下,家庭无力承担课后辅导,就把责任交给社会,结果出现了一系列乱象。

  有地方规定小学生每天在校学习时间不超过6小时。现在似乎没有一个基本的共识,“课后三点半”应该是谁的责任?

  杨东平:

  在国外,学生离校的时间的确很早,国外有很多家庭是全职主妇。而国内双职工为主的情况下,学校承担课后服务的功能,毫无疑问是应该的。

  过去很多学校设置了灵活的接送时间,现在规定到17点,很多家庭还是无法兼顾。

  前几年,以治理乱收费为由,把课后服务取消。现在如果要增加学校的课后服务,则是下一轮改革应该做的事情。这是一种社会需求,要因地制宜采取措施。

  赵琬微:

  如今,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不断升级。在对教育功能的价值认同上,我们国家所倡导的教育价值理念与具体实践似乎长期存在“两张皮”现象,“让教育回归原点”成为不少有识之士的呼声。

  现代化的教育治理,需要改变这种应然和实然相互割裂的状态,在教育功能的价值引导上,兼顾大众化和多样化,以教育公平为底线,真正将“育人”作为核心追求。

  杨东平:

  长期以来,许多地方热衷于建设“重点学校”,搞“掐尖”式教育,客观上一直在制造学校差距。

  在追求升学率、排名等“教育GDP”的集体行为中,地方政府、名校、企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,形成了阻碍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利益集团。

  教育的源头治理就是要有效地维护义务教育的秩序,从改善政府治理入手,解决政府缺位和错位的问题。政府不仅仅是开会发文,更关键是要令行禁止。

  在政府、学校、社会力量并存的格局中,要走向多元主体参与、共建共享的现代教育治理体系。

  通过树立共同的价值观,规范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竞争,规范和治理教育培训机构,改善公办教育的品质。

  我国基础教育和义务教育必须树立面向未来、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,使教育回归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根本宗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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